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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奋起！须奋起！”
“奋起！须奋起！”赖和：《欢迎蔡王陈三先生的筵间》，《赖和全集》第2卷第2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是赖和新诗中最响亮的呼声，也是殖民地人民最强烈的心声。唤醒民众、宣传民众、教育民众，是赖和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初衷，也是他始终奉行的文学路线。他的新诗创作也视启发民众觉悟、激励民众起而斗争为己任：《有力者》将那些有权有钱人的真面目揭露给大家看；《种田人》让农民看清自己是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有力量的实力者”，却“忍耐地挨着痛苦／屈伏在水平线下”的生命状态；《冬到新谷收》、《溪水涨》用农民在天灾人祸下苦苦挣扎的事实，让他们明白自己已经没有活路；《可怜的乞妇》描绘乞妇的可怜和人们的冷漠；《疯人叫喊》批判虚诡无情、“假装的世界人生”；《七星坠地歌》抨击对民众觉悟危害极大的迷信思想，挖掘出“地理荫人”说的欺骗性与反科学性；《压迫反逆》揭示了有压迫处必有反抗的真理，而“反逆是人类自然的冲动／趋向解放的潜力”，“须知反逆得到胜利时／社会才能进步改革”……
赖和最看不惯匍匐在殖民者脚下苟延残喘的顺民，他在短诗《多数者》中写道：
多数人作少数人的牺牲
拼着无价值的生命
醉迷迷呼唤不醒
试问他所处的现境
实要进取努力
为何反忍耐、缄默
使我的眼中脑际
觉比身受的更忍耐不得
看到同胞们的忍耐、缄默，比身受殖民者的欺压更觉忍耐不得。还有一首《忙》：
在烦忙的里头
谁也不觉得苦痛
只有清闲着的日子
很是难过，并多失望
真么？吾们人是当然的——
——服从地劳作吗？
不然为什么受这无理的束缚，至死不得解放
且也至死不敢抵抗。
这里充满了自责精神，坦承自己的难过和失望是由自己的服从、至死不得解放且至死不敢抵抗的行为所造成的，从中能体会出作者内心深深的痛苦之情。
他一边痛斥卑怯者、懦者（《灭亡》），一边热烈赞颂敢于反抗、勇于牺牲的英雄。《觉悟下的牺牲》、《南国哀歌》满贮激越的豪情，对被压迫者的奋起由衷地感佩。
赖和刊登在1925年12月10日《中国台湾民报》上的《觉悟下的牺牲》，虽然不是他最初的创作，但却是他首次发表出来的作品。这首诗是针对1925年10月23日发生在彰化二林地区的蔗农事件而写的。
1925年年初，二林蔗农不堪制糖会社愈来愈残酷的剥削，成立了蔗农组合，团结起来，与会社交涉，提出收割前公布收购价格、与蔗农协定收购价格、过磅时会同蔗农代表、一任蔗农自由购用肥料，并公布肥料分析表等五项要求。会社方面先是虚与委蛇，后又态度蛮横地拒绝，激起蔗农极大的愤慨。会社于10月21日着手收割原料，遭到蔗农组合的抵制。第二天，会社方面在警察和特务的簇拥下，准备强行割取。双方小有冲突，警察拔出佩刀威胁蔗农，其中最凶恶的大石、德富两人的刀被蔗农中几个青年夺下。冲突也就到此为止，蔗农知道闯下了大祸——向来任打任罚的中国台湾人敢于夺刀，犯了殖民者的大忌，一声呼喊各自逃离现场，会社官员和五名警察只是受了点微伤。次日凌晨两点，地方郡守带警察百余名星夜驰赴二林等地，抓捕嫌疑者八九十人之多，“其虐待凌辱、非刑毒打，真有惨绝人寰的情况”。（叶荣钟：《日据下中国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579页。）官方称此为匪徒（抗日义军）平定以来的第一件大事。可见，蔗农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反抗，在当局眼里就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他们也懂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吧？
事件发生的当天，赖和就写下了这首诗，副标题是“寄二林的同志”。他悲愤莫名，为统治者的嗜血、残暴；但又振奋无比，为他的“弱者的斗士们”终于起来抗争，“觉悟地提供了牺牲”。他回顾了同胞们在异族铁蹄下的痛苦生活：
我们只是行尸，
肥肥腻腻！留待与
虎狼鹰犬充饥！
指望虎狼鹰犬们发慈悲讲善心是不可能的，哭声和眼泪打动不了他们，
弱者的哀求，
所得到的赏赐，
只是横逆、摧残、压迫
弱者的劳力，
所得到的报酬，
就是嘲笑、谪骂、诘责。
既然中国台湾人如此低贱地活着，他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那么，就算舍弃了亦无不可。他为勇士们的受难而悄然落泪，更为他们的奋起而大声疾呼。他充满激情地一遍遍咏叹、讴歌这寄托着殖民地人民希望的觉醒：
唉，觉悟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我的弱者的斗士们，
这是多么难能！
这是多么光荣！
诗句浅白，一气呵成，没有华美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然而却蕴含着满腔的愤怒和战斗的呼唤。他斩钉截铁地肯定了起义的伟大：“使不用酬报的牺牲，转得有多大的光荣。”所期盼的虽然没有说出，但显而易见的就是前仆后继的战斗，是对于不公、不义作彻底抵抗的精神。从这首诗里，读者还能窥出殖民主义可憎的狞笑。
《南国哀歌》1931年4月发表，反映了发生在1930年底的“雾社事件”。雾社位于中国台湾中部山地，所处形势险要，风景秀丽。雾社部落是泰雅人中属于谢塔喀群的一支，当时共有十一社，五百零八户，两千一百八十七人。自1897年到1911年，日寇多次血腥镇压不屈服的雾社，雾社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此后，近二十年里，日本殖民资本主义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双重压榨愈演愈烈，雾社人民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的妇女也成为日警以“政略结婚”日本殖民当局鼓励警察以通婚来笼络中国台湾的“蕃族”人民，作为巩固其殖民统治的手段，称为“政略结婚”；当时由于这种“结婚”被骗作妾的妇女，全岛有好几千人。为名，恃势玩弄，奸污，又随意抛弃，甚至拐卖为娼的对象，严重地伤害了雾社群众的婚姻习惯和民族尊严。终于，在一次日方强迫民众入山砍伐巨木的时候，警察的胡作非为引发了新仇旧恨，雾社人民忍无可忍，决定揭竿而起。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寡不敌众，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但他们认识到以往的忍耐政策根本行不通，下决心与日本人同归于尽。起义首领摩那·罗达奥对群众庄严宣布：“既然我们站起来反抗，我们就必须战到最后为止。这场战争，我们毫无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现在不起来反抗，我们的将来和我们的后代将永远是奴隶！”转引自王拓：《党外的声音》，（台北）长桥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312页。雾社十一社两千一百八十七人中，有六社全体参加起义，人口达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其余五社也有部分群众参加。他们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在日寇大军压境的时候，有些妇女甚至壮烈自尽，以解除战士们的后顾之忧。日本人在大炮、飞机并用的情况下，为了把起义迅速压下去，甚至施放了国际上禁用的毒气弹，丧尽天良地把大部分起义战士毒死在山谷里。经过三十六天的血战，起义军死伤殆尽，弹尽粮绝，可没有一个人投降。
这段血写的历史，全部浓缩进赖和并不太长的诗行里。诗歌的一开头，他首先告诉人们起义的结局：“所有的战士已去，只残存些妇女小儿”，极写牺牲的惨烈，然后探究“这天大的奇变”的起因：
人们所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尝有人敢自看轻，
这一举会使种族灭亡
在他们当然早就看明，
但终于觉悟地走向灭亡，
这原因就不容妄测。
并非是他们野蛮无知，见着鲜红的血就欢跃狂喜，这和往日部族之间的械斗——“出草”是不一样的。“出草”有杀敌的喜悦、见血的兴奋、胜利的憧憬、凯旋的光荣，即便牺牲了，也是本部族的英雄。而这次，明明知道以卵击石，有去无回，但还是义无返顾，“举一族自愿同赴灭亡，到最后亦无一人降志”。为什么会这样坚决地赴死，“是怎样生竟不如其死？”赖和非常明白，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别人的肆意践踏下忍辱偷生，苦难和屈辱已使他们丧失了生的乐趣：
兄弟们到这样时候，
还有我们生的乐趣？
生的粮食尽管丰富，
容得我们自由猎取？
已辟农场已筑家室，
容得我们耕种居住？
刀枪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
现在我们有取得的自由无？
劳总说是神圣之事，
就是牛也只能这样驱使，
任打任踢也自忍痛，
看我们现在，比狗还输！
我们妇女竟是消遣品，
随他们任意侮弄蹂躏，
哪一个儿童不天真可爱，
凶恶的他们忍相虐待，
数一数我们所受痛苦，
谁都会感到无限悲哀！
与其这样没有价值地苟活，不如舍弃这不值钱的生命，去和敌人决一死战；与其被异族折磨至死、羞愤而死，不如拿起刀枪为自由、为尊严而战，死于血与火的复仇。赖和激情地呐喊：
兄弟们来！
来！舍此一身和他一拼，
我们处在这样环境，
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
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
也须为着子孙斗争。
这几句诗意地再现了起义首领摩那·罗达奥的宣言，既是对起义者们勇敢赴义精神的尊崇、赞美、纪念，也是对全中国台湾同样处境的人民的激励。这首诗的命运和前一首一样，在发表时被总督府的新闻检察机关砍去后面的二十六行，报纸上开了“天窗”。现在我们所读到的，是编者们根据赖和的手稿补齐的。
3. “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
1931年6月，中国台湾共产党遭到镇压，全中国台湾的政治空气陷入空前的低潮。10月，赖和发表了他的传世名作《低气压的山顶（八卦山）》，写他登临彰化八卦山的见闻感触。八卦山不是一个寻常之处，它是1895年日寇在中国台湾登陆后，中国台湾抗日史上著名的彰化保卫战的战场。赖和在这个时候来此凭吊，其用意不说自明。他肯定是带着满心的郁闷站在山顶，放眼望去，满世界都是“死的颜色”：
天气是阴沉而且灰白，
郊野又尽被霾雾充塞，
远远的村落人家，
辨不出有鸡狗声息；
脚底下的热闹城市，
也消失了喧腾市声。
眼中的一切都现着死的颜色，
我自己也觉得呼吸要停。
啊！是不是？
世界的末日就在俄顷。
山哟水哟！树林岩石哟！
飞的哟！走的哟！
巍峨的宫殿哟！
破漏的草屋哟！
痛苦的哀号哟！
快乐的跳舞哟！
胜利的优越者哟！
羞辱的卑弱者哟！
善的哟！恶的哟！
所有一切——生的无生，
尽包围在唬唬风声里，
自然的震怒，
似要把一切都毁灭去。
这是暴风雨之前的自然界现象，更是当时中国台湾社会气氛的象征。诗人以压抑得无以复加的情感，唱出了中国台湾人民在殖民者的yin威下令人窒息的悲哀，字里行间满铸着对黑暗怪诞现实的诅咒和否定。
当诗人的目光投向家乡的田野、海面，他的情绪缓和下来：甘蔗饱浆了，稻子成熟了，“种田的兄弟们哟！／想你们镰刀早已准备？”怒涛山般地涌起，声浪排空，震耳欲聋，“啊！樯欹、船破，／那些讨鱼的人们归来未？”自己的同胞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耕种、打鱼，他们的温饱、安全都让人揪心。一只飞鸢翱翔云里，它的神态准是让诗人想起了统治者及其鹰犬的形象，他才会有“那傲慢的睥睨，／真是无些顾忌”的表述、形容。在它的威慑下，小生灵们慌慌忙忙地奔逃、躲避，连对“自然的震怒”都“一些也不知恐惧”了。
暴风雨就要来了，世界显得更可怕了：
云似受到了命令，
一层一层地向中空屯积，
云隙中几缕光明，只剩些淡淡阴影；
日头已失尽威光，
天容变到可怕的浓黑。
风亦具有服从的美德，
只听到自然一叱，
就突破了树林的屏障，
飞越过山峰的阻隔，
踢翻碍脚的甘蔗稻仔，
拔倒高楼掀去屋脊。
嘘嘘地开始着回旋，
唬唬地激动了一切，
这么大的世间，
已无一块安静之地。
然而，就在这行将毁灭一切的暴力下面，还有屹立不倒的东西：
在这激动了的大空之下，
在这狂飙的回旋之中，
只有那人们树立的碑石，
兀自崔嵬不动，
对着这暗黑的周围，
放射出矜夸的金的光亮，
那座是六百九十三人之墓，
这座是铭刻着美德丰功。
这墓，埋葬着彰化保卫战阵亡将士的忠魂；这碑，是人们为纪念这些抗日英雄而立。它们搏击狂风，“兀自崔嵬不动”，象征着中国台湾人民抗日驱虏的信念不灭。诗人在非常恶劣的现实环境下，追念三十多年前的抗日英灵，赞美为捍卫民族尊严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既表现了他与殖民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坚决抵抗的决心，也孕育着他对新生未来的展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诗的最后部分，进入了情绪的高潮。诗人斩钉截铁地预言了殖民统治必将灭亡之后，大声呼唤着抵抗力量的暴风雨，荡涤人类积恶，带来一个新世界：
…………
我不为这破毁哀悼，
我不为这灭亡悲伤。
人类的积恶已重，
自早就该灭亡，
这冷酷的世界，
留它还有何用？
这毁灭一切的狂飙，
是何等伟大凄壮！
我独立在狂飙之中，
张开喉咙竭尽力量，
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
并且为那未来的不可知的
人类世界祝福。
诗里震撼的激昂之情令人感奋，读之仿佛能够看到，高高的八卦山头，阴云密合，狂风大作，诗人独立于狂飙回旋之中，高振双臂激情呼喊，“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毁灭，孕育着再生的希望。
这首诗“表达了赖和长久郁积于心的深沉激奋的感情和雄浑坚定的气魄。诗里融合着一个爱国主义志士对家乡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复杂、深厚的激情”，（白少帆等主编：《现代中国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犹有巨大的感人力量。
二、浓浓的爱心与真诚的关怀
赖和是坚定的文化抵抗战士，对敌人一贯是不妥协地横眉冷对，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性情中人。他爱着国家、民族、人民，也爱着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儿、师长、朋友，乃至自己的病人。在这方面，他的新诗也有真实的展现。
他关爱自己的朋友们，他与他们志同道合，互相勉励。《欢迎蔡陈王三先生的筵间》呼唤朋友们醒来，为促进同胞的文化向上，为把“尚闭置在真空里”的“我可爱中国台湾”解放出来而奋起，莫让“这几位早起来的弟兄们，／说破了唇儿，喊破了喉咙儿”的苦心白费。《代诸同志赠林呈禄先生》与前一首意思相仿，先督促兄弟们认清中国台湾人的生存现状：“背地里抛弃了／天赋的人权！／成日家却做了被人／驱策的马和牛！”疾呼：“奋起奋起！！”然后表达自己愿意追随社会运动的先锋林呈禄先生之后，“完成我们／正当的要求”。诗人殷殷叮嘱：“愿先生努力加餐／保健身体／作我们的先锋／排除前途的障碍，做成了完全的基址”。《送虚谷君之大陆》，对才华横溢的陈虚谷赞赏有加，直言不希望他远游“那要将陆沉的锦绣河山”，而切盼：
——汝——早日归来，
为同胞洒几点热血，
替乡里出一臂气力。
这才算——是
吾们莫大的事业，正当的理由。
意思是像陈虚谷这样有作为的青年，应该以拯救同胞、造福乡里为自己最大的事业。诗稿上有友人的批注：“朋友相规劝，饶有古人风。”《祝吴海水君结婚》对朋友的新婚诚挚地祝福。这桩婚事非比寻常，吴海水亦是中国台湾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与新娘是自由恋爱而结合。赖和由衷地称赞他们不避“俗世议论愚顽指摘／有那奋斗的精神／坚决的毅力／始获从旧惯的范围里／解脱出来”，并表达殷殷祝愿：
更希望造成理想家庭
来光大新人名声
把悲天悯人锄强扶弱的德性
遗传给子孙
好扩张我族的繁荣
赖和意识到这是两个勇敢的青年斗士的结合，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如果能发扬光大并遗传给子孙，就能改变他所深恶痛绝的殖民地性格。所以，他的贺诗，一是朋友式的祝福，二是革命者的激励。
赖和有一首诗《生的苦痛》表达了对病人的关怀。作为一个医生，他常年与生老病死打交道，以他的悲悯情怀，不忍见人受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
人世间
都说着生的幸福
奈多数人们
尽彀受生的束缚，这可不是社会罪恶
教士们虽赞美死的快乐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人们已别的没有希望了
思想至此吾不禁为人们放声大哭。
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做医生亦有做医生的乐趣，《山仔脚》写他又到了六年前行过医的地方，道路房屋已被洪水破坏得不成样子了，但：
有了几家旧相识的田夫
瞪着眼儿木立相顾
似怪我长得几茎须，欲认又恐误
就是我手里接生的孩子
见面亦解相呼
怎奈无知小狗，欢迎似的
狺狺吠出篱落，向我拦住去路，尔道可恶不可恶。
看见他手里接生的孩子长大了，“见面亦解相呼”，心里的喜悦溢出言外，连我们几十年后的读者都能感受到。
赖和是一位慈父，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女，视他们为自己生命的延续。他写道：
孩子！我的乖乖！
你是生命的承续人，
你是生命的扩展者，
你一脱下胞衣，也就会，
倦来眠，饥来吃，
不管它自然的摧残，
活活泼地日就成长，
唉！你的啼声笑貌，
很够使我忘尽了，
一切烦闷苦恼！
——《现代生活的片影》（节选）
他还说：
生命的烛不断地燃着
照耀着生的光明
勿教运命的风吹息
那儿子！就是永远的明灯
——《生命》
这种爱是无私的，不问所以，不存杂念，亦不求回报，是义务，是责任，也是本能：
孩子的可爱
就是人谁都承认
爱护孩子
原是人类的事业里一个实在
不因为他是未来世界的主人
不因为他是生命的相续者
纯然的没有杂念在内
这就是人类的伟大
儿子的可爱
是做过父亲的谁都经验来
只是爱他的可爱
别没有什么期待
不望他来显扬父母
不望他来光大门楣
却也不晓得可爱在什么所在
只是爱他的可爱
咳！那可爱的儿子
——《未命名（孩子的可爱）》
儿女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在父亲眼里都是可爱之极。《儿语》记录了小儿的稚语。《儿歌》一写小儿看别人挨骂受罚的幸灾乐祸，二写小儿骗钱买玩具的小小伎俩，三写小儿分不出甘苦，喂牛奶喂药水都哭。“是啊！是他不愿意的啊！／可是妈的乳汁已经断了！”父亲心疼地叹道。《呆囝仔》副标题是“献给我的小女阿玉”，用中国台湾话文写成，满纸的轻怒薄嗔：光知道玩啦，不看顾小弟；嘴馋贪吃零食啦，总向大人讨钱；爱美要穿好的啦，把粉涂抹得到处都是；还没事总是哭啼啼的，哄也哄不住。“呆囝仔无拍勿会改变”——傻丫头，不打你就改不了——父亲怒喝，但我们听得出来，他佯怒的假面之下是满满的笑意，那份爱，浓得化都化不开。
可是，命运女神是相当吝啬的，她给人一份幸福的时候，总喜欢让痛苦相伴。赖和一生养育了六儿三女，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只有三儿一女，其余的都在幼年时就因病夭亡了。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作为医生，他都痛感人生的失败。作为一个父亲，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女走向死亡而无能为力，那种痛苦用撕心裂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而作为一个医生，他连自己的儿子都医不活，还谈什么救死扶伤？他在《思儿》一诗中写道：
每当我见到人家的小孩，
总禁不住要激起一阵阵悲哀。
嗳哟！我心爱的芳儿哟！
要是你还活在这世上，
不知现在会如何地长大！
每当我见到人家的小孩，
总禁不住要使我忆起仁慈底父爱。
嗳哟！我心爱的芳儿哟！
你怎么这样硬着心肠从爹娘的怀抱里挣开？
任我如何呼喊，
连一些影儿也不见回来。
每当我见到人家的小孩，
更禁不住要使我联想到过去的历来。
嗳哟！我心爱的芳儿哟！
你那憨笑的脸庞，
你那啼哭的声音，
到现在
还历历地在我眼前耳畔徘徊。
唉！我心爱的芳儿哟！
你哭时的可怜，
你笑时的可爱，
虽仅仅是如昙花一现，
也永不会从我的脑里跑开。
慈父心肠，令人叹息。
三、精神的追寻和生活的体悟
赖和的新诗，还记录了他本人的精神追寻和生活体悟，用说理明志或借景抒情的方法写出。前者有《寂寞的人生》、《感诗（白话）》、《破坏》、《生活》、《现代生活的片影》、《奉献》、《希望》、《忙》、《人心》、《日伞》等，后者有《草儿》、《晚了》、《黄昏的海滨》、《秋晓的公园》。
《寂寞的人生》据推测，当写于1923年至1924年之间，从诗中所写看，赖和的情绪当时处于低潮，没有像后来那样积极投入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但已颇受当局的注意，诗中有“可是受尽指摘的身／朋友们虽不我厌弃/带着传染性的危险人/自己也应来回避”一说，赖和对自己的处境和作为不满意，他在诗中写道：
八
数一数眼前的同志
总感不着往日的情谊
疏疏漠漠冷冷淡淡
消散了热腾腾的和气
九
有人跑上了东京
有人守住在家里
京中有切磋的知己
守住家有爱的伴侣
我只孤单单在寂寞
寂寞得要死
死也尚自不忍心
也尚没有法子
任凭寂寞的权能
好在随意处置
利不与我往来
名不与我共处
十
慨然几次思奋起
跑向民众中间去
经过几次的筹划
总鼓不起这勇气
空立在十字街头
向着行人们注视
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与谁结伴，颇有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意味。这是他的社会理想暂时受挫，急于求索出路时的心态的真实流露。他不仅把自己的寂寞归咎于外部社会，也归咎于自身的软弱。这绝对不是一般常人能够做到的，许多人即便真是自己的责任，还要推卸给外界，而赖和处于那样严酷的社会里，能够洁身自好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若非智者和勇者决不可能有这样的胸襟和勇气。这一点在《感诗》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我为什么？
甘做那金钱奴隶
牛马劳人
日日奔驰役使——跳不出——
十毒世界，万恶迷津
被那名缰利锁
梏丧了生来的美德天真！
好了今恰逢着岁星甲子
万物更新
偷得几日里清福
暂作世外闲人
试浴温泉
独可恨！不能洗我——被——
——污的形神——
《破坏》一诗富于哲理，述破坏与建设的辩证关系，得出“破坏是建设的成绩／建设是破坏的功力”的结论，而结尾还是落到现实上去了。作者说假使他有力，就“铲平了高山，填平了大海，／使那魑魅魍魉豺虎龙蛇无所依据，／始能够会其有极，疏其有极，我就享受了过激危险的荣名”。矛头所向，不言而喻。
《生活》和《现代生活的片影》对所处社会的各色人等（包括自己）的生活提出质疑：为什么贫富不均、苦乐不匀，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凭什么要把血汗所得，“供献做一部的牺牲／培养它横逆的威权／增长它凶恶的势力”，他们自己却“只尝着生活的苦痛／丧尽了乐生的希望”，而那些靠着不劳而获的物质过着奢侈yin纵生活的人，又有什么权利“还欺着小百姓抵抗／仗着没有出处的权威／肆意凌辱压迫／威风地／亦自／享受着无愁与安适”？这种社会现实，使诗人“怀疑！烦闷！愤懑！不平！”他感慨自己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从事生存外的劳力”。
《希望》阐明了赖和成为诗人的目的，他希望做一个真实的诗人，表现出他自己，不是用文字来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而是“仗它来滋养我的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后一句引自《论语》，天天进步的意思。
以景物描写为主抒情言志的诗，在赖和新诗中为数不多，但这部分诗的艺术水准相当高。《草儿》写春天来了，被牛羊践踏过的草儿顽强地发芽，含着无限的生机，“依依地蓬蓬地——／觉悟似的发出芽来！”《黄昏的海滨》写海上日落的壮观，海边入夜后的景色。《秋晓的公园》写秋天公园里安宁静谧且风光美妙。《晚了》最为别致，作者哪儿都没去，就在家中，小睡刚醒，并没走到自然中去，却照样感受到了自然令人心醉的律动：
恍惚地惊开睡眼
犹似枕上闻鸡
红灼灼铁丸似的太阳
已急促促就要沉西
遂催动了竹围外水螺汽笛。
晚雾迷蒙
填塞了空间一切
群动暂得安歇
各争向快乐的睡乡
寻觅那理想中的梦境
藉他来将息片晌
这也是几首诗中诗境最为平和、纯粹的一首。《草儿》有对“践踏”的藐视，发芽的决心，新生的祝福。《黄昏的海滨》有“忽地鳌鸣海风起／冲破了沉沉睡味”的描写，有对“海神”“何苦把崩湃涛——／声送到静默人间去”的责备。《秋晓的公园》尽管是在秋景美不胜收令人陶醉的公园里，也还不能放开“在我这多敢的哀衷，／犹有不堪抚摩的伤痛”，只不过“倒因明净清丽的秋光，／牵惹着无限的憧憬爱恋，／得到了暂时的欢乐安慰”。只有小诗《晚了》，不含伤痛，不带愁思，也不见悲喜，只捕捉到小憩乍醒刹那间的感受。
除了上述三大类型的诗歌外，赖和的新诗也涉及到别的内容。比如《祝南社十五周年》、《祝晓钟的发刊》，顾名思义，属贺诗。赖和用新诗体裁写成的此类诗歌，都特别具有宣传性和战斗性。《相思》、《相思调》是为宣传恋爱自由而作，纯用方言，另外，还有几首讽喻诗，矛头直指殖民统治者及其走狗。
第二节 多元特征的艺术追求
赖和的新诗虽然诞生在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开拓期，但已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与丰富的思想内容相得益彰，形式与内容之间，达成了完美的结合。这是赖和新诗的特色，也是他整个文学创作的特色。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然不能抹杀他的天赋，但后天的勤学苦练乃是成功的根本。这种勤学苦练源于他的内在动力：一是出于对祖国文化、文学的热爱，二是出于对文学诉诸人的灵魂的期盼。赖和新诗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诗歌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又学习大陆五四新诗的优长，并融进新的时代要素和中国台湾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沉郁悲怆与激越豪放的诗歌风格
赖和非常推崇我国诗歌史上的现实主义传统。他曾疾呼：“现代的中国台湾杜甫、放翁！请勿吝惜，把石壕吏那样的作品，来解解小子们文学上的饥渴……”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他的新诗正是继承杜甫、白居易、陆游们的诗歌精神，把“惟歌生民病”放在创作的首位。《觉悟下的牺牲》、《流离曲》、《南国哀歌》都是记录殖民地人民苦难与斗争的史诗，诗人藉着娓娓的诉说，追索每一事件的起因，也颂扬了人民勇敢赴义的精神。《种田人》、《可怜的乞妇》、《新乐府》、《农民谣》、《月光》、《农民叹》、《冬到新谷收》、《溪水涨》等篇，从各种角度抒写中国台湾人民痛苦无告的生活。
这样的内容必然要有相应的形式去表现，这就决定了赖和新诗的风格是忧愤沉郁。他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灾难，写出了人民的愤怒，诗境深广厚重，因此显得特别深沉。他还写出了殖民地不屈的意志，礼赞觉醒与反抗，态度坚定而激烈，因此，他的新诗风格也有激越的一面。格调既沉郁，又高亢、刚健。
《觉悟下的牺牲》用沉痛的笔调，描述自己的同胞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非人生活，令人一掬同情之泪。但诗的主题是歌颂被蹂躏的弱者的觉醒，诗人为他们的不畏牺牲、奋起抵抗而热血沸腾，不由得反复吟诵：“我的弱者的斗士们，这是多么难能，这是多么可贵！”语气激昂，情绪振奋。
《流离曲》本身就是以悲惨的史实为背景：以无奈的笔触写“天灾”，给人以恐怖感，怜悯农民生之不易，佩服他们百折不挠的生命意志；又以愤懑的笔触写“人祸”，天灾虽可怕，尤压不垮坚强而勤劳的农民，他们能够在一无所有中擦干血泪，凭着一双手重建家园，而由殖民主义者制造的人祸，却能把农民逼进万劫不复的绝境。但是，赖和并没有让他的主人公绝望，而是写他于痛苦中觉醒，于绝境中爆发，呐喊出聚集工农大众、奔赴理想之乡的心声。沉郁的笔调又换上昂扬旋律，在一片黑暗的底色中显现出光明的远景。
《南国哀歌》是弱者反抗的颂歌，全诗凝聚着中国台湾人民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深仇大恨，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正气。写到山胞们屈辱的、“比狗还输”的生活，诗人的口气沉痛压抑，催人泪下；而写到他们的慷慨赴死，诗人又忍不住心潮澎湃，豪情勃发，笔底乍现明朗，催人奋进。
《低气压的山顶》以象征的手法控诉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社会，语调凄怆而悲壮，既凸现了中国台湾人被殖民统治禁锢得喘不过气来的悲哀，又表达了诗人对罪恶现实的深恶痛绝和与之势不两立的决绝。然而，当诗人写到自己挺立在狂飙回旋之中，大声呼唤着民众反抗力量的暴风雨，诗中又激荡着高亢、雄浑的气势。
综上所述，赖和的新诗根植于血迹斑斑的现实土壤，又响亮地应和了时代的需求，代表了中国台湾新诗的方向。这就决定了，沉郁悲怆与激越豪放是他诗歌风格的两面，并且相当和谐地统一起来，取得完美的效果。
二、多样化的讽刺艺术
上文说过，赖和长于讽刺艺术，这在他的小说、散文中都有相当的表现。新诗也不稍逊。这是他为人机智、生性幽默的性情所致，也是社会环境的逼迫——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严密覆盖城乡的警察网，都使中国台湾人轻易张不得口，不得不用曲笔——所造成，更是源于诗人对殖民主义者的刻骨仇恨和极端蔑视，有时候，讽刺比怒骂更有力量，更能揭穿敌人的本质。
讽刺是赖和新诗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但讽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赖和新诗的讽刺艺术正是如此。
其一，以寓言诗的形式，剥开敌人的画皮。《饲狗颔下的铜牌》写的是一块家犬脖子上挂着的铜牌与一块“赤铜青绶的丸章”的争论。铜牌得意地矜夸自己的能力伟大，狗命之所以能够保住，以免受人虐杀，都是因为有了自己这块铜牌的保护（说明它不是一条丧家之犬）。丸章对此言之以鼻：
下贱的东西勿狂妄
珍珰珍珰珍珰
那么样——自夸自大
可不识人世间珍珰
有了多少人们珍珰
因为我珍珰珍珰珍珰
得到多大的荣誉光彩
那拖牛做马的人们
始终不能得到我珍珰
眼角一睐珍珰珍珰珍珰
看得到听得着珍珰
被虐杀的无辜珍珰
刑讯场的死尸珍珰
草原上的残骸珍珰
虽说是死得应该
珍珰珍珰珍珰
亦为着他的衣襟上
没有我许他佩戴珍珰
…………
1923年4月，日本皇太子裕仁来中国台湾“巡幸”，给十一名为虎作伥的“御用绅士”颁发了勋章，受勋者们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奉为天大的荣耀。赖和这里用了拟人的手法，让勋章为殖民者及其走狗代言，自我暴露反动本质。勋章既恬不知耻又睥睨一切的自白，暗含着辛辣的讽刺。这首诗写作时间比较早，大概写于1923年11月，是赖和初学白话诗时的习作，艺术上还不成熟，但已有相当的力量。
《洗心馆里驯养的鸢》写原本应该“戾天飞去／仗着健翮劲翅／出没网弋不到的高空”的老鹰，却不知“何事傍人家檐宇?/与鸡鹜/争那腐臭羊肠”。这老鹰不知道自己处境的可悲，还振振有词地说那自由翱翔在天地间的同类，
岂知彼亦是弱肉强食
上违了天理，下背着人道
我欲彼洗心改过
但生来性自乖张
恐万万不能做到——虽然
彼飞而食肉，所得能有几何？两两相衡
也自较豺狼些儿好
这可能是讽刺那些甘心为日本人豢养的“御用绅士”们，他们早已泯灭了民族的血性，满足地品尝主子赐给的“腐臭羊肠”的滋味，还嘲笑坚持抵抗的同胞是“上违了天理，下背着人道”，想劝他们与自己一样，“洗心改过”，分一点“腐臭羊肠”吃，比“飞而食肉”也差不了太多。
其二，以曲笔写真情。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赖和常常不便在作品中表露真实思想，便用曲折隐晦的笔法，表达出自己的是非爱憎。比如，《艺者》：
彩云似的舞袖，
霞绮似的裙裾，
海外奇葩饶艳质，
蓬莱仙子本多姿，
美说樱花，
勇称武士，
可是堂堂旭日光辉，
也随这艳帜的飘扬，
照耀到海外去。
表面上看是在欣赏日本歌舞伎的演出，但字里行间却暗含着对日本人到处侵略扩张的愤怒声讨，于是，这歌舞伎之美也就不是寻常意义的美了，而用“邪恶之美”来形容是最恰当的了。诗人在这里也不是欣赏，而是仇视，是厌恶，是鄙夷。
其三，以反语吐心声。有时候赖和故意将是非颠倒，明明是赞成的偏偏用反对的口吻说出，明明是痛恨的又偏偏表示赞赏，《未命名（你们真是顽冥）》就是这样。作者好像是站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立场上，口口声声指责敢于反抗的民众：
你们真是顽冥，
你们怎会这样顽冥。
明知无可如何，
偏要把生命轻于一掷。
只是取快一时，
这样，死原不足惜。
这样，死原不足惜。
有谁竟会替你同情。
若果死了事也遂息，
只几条无价值的生命，
算不得多大牺牲。
可是激荡了社会和平
未死的人才是侥幸。
宁做太平犬，
不做乱世民。
这一句金言，
你们也应记得。
你们若安分些、勤勉些，
不也是文明政治下，
一个完全的百姓。
虽然多受几辱骂，
多受几下鞭打，
这是应当感谢的教训。
料想不至骨断皮破，
未必就忍受不住，
何用把事情弄到这样大。
这就是嗜血者们的逻辑，杀人无算，还装出一副狼外婆的嘴脸，把责任推到被杀者、被虐者身上，让百姓安于狗一样的生活与地位，而不要起来为做人而斗争。其中，“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一句，是御用绅士辜显荣的原话，他曾亲到中国台湾文化协会演说，公开提出这一主张。在他这样的顺民——奴才眼里，民众的反抗当然是大逆不道了，被杀被剐都是自找的。诗人模仿他一类人的腔调说话，从而将其冷血与卑劣的本质暴露无遗。
三、已臻成熟的诗歌技巧
赖和新诗虽然还处于中国台湾新诗的发轫阶段，但在技巧上已较为成熟，这得益于他的古典诗词修养，也来源于他的勇于接受并刻苦学习新知识的努力。他最常用的艺术手法有：
一是象征、比喻、借代等手法的娴熟运用。赖和最擅长用自然景物象征社会状况，如《欢迎蔡陈王三先生的筵间》中有：
唉！太阳高起来了，
气压变动了，物质膨胀了，
真空的瓶儿微微地破裂了，
快快醒罢，不可贪眠了。
这几句是描写清晨景象，很贴切，但又象征着被禁锢在殖民者铁掌中的中国台湾社会，已在世界新潮流的冲击下，有了松动、改变的迹象。其中，“真空的瓶儿”象征封闭的中国台湾，“新鲜的气流”象征新思想。《草儿》一诗，用“被牛羊践踏过的草儿”，顽强地、含着无限生机地发芽成长，象征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台湾人民决不会屈服，生命不息，抵抗的决心不变。《低气压的山顶》用“低气压”象征白色恐怖笼罩着的社会氛围，用暴风雨象征着革命力量，用“人们树立的碑石”象征中国台湾人民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
比喻用得也很贴切，如用“驯养的鸢”暗喻“御用绅士”（《洗心馆里驯养的鸢》），用“永远的明灯”比喻儿子（《生命》），用“如屠场之羊、砧上之鱼，／绝望地任人屠杀”，比喻农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流离曲》）。较为特别的是《日伞》：
炎天下的行人
把日伞高高擎起
遮住酷烈的直射光线
安然地阔步行去
在生的长途上
多数的人们赤条条
略无遮庇
可是火热的日轮
红赫赫高悬头上
要有什么去处能容我暂避
诗的第一节是自然意义上的日光，人们在烈日下，打把阳伞就能遮住强光，安然行走。第二节的意思比较隐晦，但仍然可以分辨出这里“火热的日轮”是日本殖民者的隐喻，所以诗人才有“红赫赫高悬头上／要有什么去处能容我暂避”之叹。
借代的例子有《饲狗颔下的铜牌》中，用“赤铜青绶的丸章”指代殖民者及其走狗；《流离曲》中，用旗子指代革命；《低气压的山顶》中，用墓和墓碑指代抗日武装斗争，等等。
二是多用相反的事物或意境构成对比互衬，从而使所写对象本质深现，给读者留下更鲜明、强烈的印象。
《低气压的山顶》，作者描绘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巍峨的宫殿哟！
破漏的草屋哟！
痛苦的哀号哟！
快乐的跳舞哟！
胜利的优越者哟！
羞辱的卑弱者哟！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包围在暴风雨前的“唬唬的风声”里。诗人通过对比揭示了这世界的不合理性，并预言这世界必然灭亡的前景——“自然的震怒，／似要把一切都毁灭去”。
《生与死》中写道：
有苦乐悬殊的业佃，
有斗争不息的劳资；
有筑路的夫役，
有汽车中的绅士；
有衣锦的贵妇，
有织机畔的女子。
诗人认为这不是命运所注定，也不是勤怠所由判，而是社会的不合理。他呼吁“血性的男儿”，既然活在世上，就要忍受所有的痛苦，去争取人生的幸福，决不能“供献自己去做牺牲”——甘愿为别人卖命，更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要为正义而献身，“死到铳剑之中”。这里不光有两种生命状态的对比，还有两种人生态度的对比。对比手法在赖和新诗中应用广泛，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
三是意境鲜活，语言凝练、形象、生动，而且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
《流离曲》中描写洪水袭来、生灵陷入灭顶之灾时的惨象：
澎澎！湃湃！
窸窸！窣窣！
澎湃的真像把海吹来，
窸窸地甚欲并山卷去，
溪水也已高高涨起，
森茫茫一望无际。
猛雨更挟着怒风，
滚滚地波浪掀空
惊惧、匆惶、走、藏、
呼儿、唤女、喊父、呼娘、
牛嘶、狗嗥、
混作一片惊呼惨哭，
奏成悲痛酸凄的葬曲，
觉得此世界的毁灭，
就在这一瞬中。
这样的文字表现功力，放在中国大陆同时代的诗人中毫不逊色，即使今天两岸的诗歌，文字技巧不可谓不高，这派那派层出不穷，也未必能表现得这么贴切逼真。
赖和比较多用拟声词，如上面的“澎澎！湃湃！窸窸！窣窣”，形象又逼真地把天灾降临时的恐怖场面展现出来。《饲狗颔下的铜牌》用“丁丁冬冬丁冬”模拟狗脖子底下铜牌发出的声响，而用“珍珰珍珰珍珰”虚拟人脖子上青铜勋章发出的碰撞声，两者何其相似——都是被人豢养的、有主子的畜牲的标志。人与狗的地位相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炫耀地“珍珰”作响，这就入木三分地讥讽并痛斥了这些出卖灵魂的汉奸走狗。《祝晓钟的发刊》每小节开头都是“空空空空”为首句，这是模拟钟声，有唤醒民众之意。
赖和新诗是有针对性地使用语言，写自己心情的、写给朋友的、讥讽政敌的，语言比较雅致、含蓄，长短句交错，变化颇多，而写给下层人民的就非常通俗，纯用民歌体，句子比较整齐，读来琅琅上口，如《农民谣》、《农民叹》、《种田人》、《不是》等。
四是排比、反复手法的运用，使诗的感情强烈，气氛浓郁，富有音乐美。
如上文所举《生活》中的“一天天白云似的闲着/雷霹雳似的愤怒着”六句，就是很有气势的排比句，被诗友批作“神来之笔”。（《赖和全集》第2卷第4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觉悟下的牺牲》反复吟诵“觉悟下的牺牲”、“觉悟地提供了牺牲”、“这是多么难能”、“这是多么光荣”等句，足显诗人激动、崇敬之情。《思儿》中，“嗳哟！我心爱的芳儿哟”一句反复出现，给人一种呼天抢地痛彻肺腑之感。
赖和的新诗创作，诞生于日本殖民者残暴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社会，融进了血泪斑斑的人民苦难。在巨大的存亡威胁之下，他大义凛然地向敌人掷出一根根匕首和投枪，无所畏惧地大声颂扬民族的抗日斗争，给痛苦中挣扎的民众以力量，鼓励他们奋起抵抗；同时，还给发展中的中国台湾新文学指明了路向，做出了榜样。赖和的新诗是不朽的，他的高风亮节和他文学探索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台湾新诗乃至中国新诗的丰碑之上。
第六章 梦绕神州路，心弥汉唐情——赖和传统诗谈片
中国台湾文学中的主流文学（书写文学）始于明郑前后，汉民族大量移民中国台湾之时，是以中国古典语文书写的，并以诗歌为最盛行的文类。由于郑成功在明亡后誓不帝清，而将中国台湾作为反清复明之地，他的政府实为遗民政府，所以中国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遗民文学。遗民者，乃亡国后不服新政权统治、不忘复仇抗争的子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性，是中国台湾文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就使得中国台湾文学中的反帝精神比中国其他地域的文学强烈得多。这成为中国台湾文学的一大特色。对背离这一传统的倾向，中国台湾文学本身有着极强的排异性。比如日据前期，中国台湾诗社林立，虽然初衷都是“相约斯文延一脉”——延续中华文化，但末流所趋，却出现了趋炎附势、歌颂殖民当局的作品；同时“击钵吟”会变本加厉，风靡全岛，造成了儿戏轻薄的诗风。“针对这些怪现象，不仅号称‘中国台湾胡适’的张我军给予无情的抨击，即连旧诗人也有清理门户的言论。如应社成员，也是白话文小说家的陈虚谷痛批某些歌功颂德者为‘狐媚的诗人’，叶荣钟更对其笔下‘堕落的诗人’极尽挖苦之能事。”陈昭瑛：《中国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4月版，第9页。这同时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现代派文学一出现即遭猛烈轰击的原因之一。
20年代以后，中国台湾新文学崛起，在形式上虽然迥异于前，但在民族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加上传统文学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抵抗的作用，它在中国台湾就与在大陆的地位不同，“终日据之世，古典诗文从未断绝”，（同上。）许多作家兼具古典诗家和新文学作家的双重身份。赖和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位，他新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掩盖了他在旧诗坛上的光芒，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放弃传统诗的创作，并且卓有成绩。
赖和的传统诗创作，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学生涯，数量多，艺术造诣高，颇得前人精髓并有所创造，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然而，笔者才疏学浅，对传统诗词素无知识，因此不能全面地探讨赖和传统诗的思想艺术成就，只能就有心得处略谈一二。
第一节 在旧诗社中砥砺汉节
笔者手头没有详尽的资料，说明赖和究竟参加过哪些诗社，但起码他与以下几个诗社有关：
其一是南社。南社是台南的诗社，成立于1906年。彰化人赖和不会是它的成员，但他曾写过一首新诗《祝南社十五周年》，阐明了他的诗观——为寄托“愁叹的声、伤悲的泪、欢喜的情、感愤的气”而写诗，同时也肯定了诗社存在的意义：“通声气、同环境的人自然会聚拢在一块儿”。
其二是古月吟社。该社的成立时间和成员都不太清楚，赖和是社中的成员则确定无疑。《赖和年表》中，有1917年和1919年两处标明“古月吟社于环翠楼举行诗会”。（《赖和全集》第3卷第261、262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其三是流连思索俱乐部。这是1925年2月，赖和与陈虚谷、杨守愚等彰化地区的十六名诗友组成的。之所以用“俱乐部”命名，一方面源于张我军已开始撰文攻击堕落的传统诗社，一方面也因为其成员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以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结社。尽管如此，俱乐部的活动仍然是以传统诗的创作为主，但其精神的确与传统文人结成的诗社大不一样，不热衷于风花雪月的酬唱，而是以充满批判意识和战斗意识的作品独领时代风骚。有一次，他们于晚上聚会，写诗讽刺辜显荣等公益会的御用绅士，得绝句二十四首，发表在1925年2月21日《中国台湾民报》第3卷第5号上。兹引几首如下：
（1）
一班傀儡各登场送往迎来日日忙
挣得烟盐鸦片业卑躬屈节亦何妨
（4）
奴颜婢膝日皇皇跬步何曾自主张
一触官威难宥汝颈前铁索已锒铛
（7）
折腰怜汝送迎忙搔首风尘漫自伤
评议员兼街长职土人到此有荣光
（11）
位置居然负众望，有为身为送迎忙。
太平作犬光荣甚，放弃人权不主张。
（22）
应酬惯善跑官场，品格何须论短长。
若得太平衔块肉，胸前锁链亦荣光。
从这些诗可以判断出流连思索俱乐部的性质。
其四是应社。应社是1939年9月在流连思索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的，赖和曾为其写过一篇《应社招集趣意书》，曲折地表达结社的目的和宗旨：
……请看，现在我们的彰化。文风不振，诗道萎靡，致使人心败坏，世风日下。那些人们，不是身耽声色，即便心迷利欲，把趋附认作识时务，把卖节当作达权变，是好久的了。当这时代，能独标劲节，超然自在，不同季世沉沦的，惟有真正的诗人拉。
我们虽未尝学问，至诗的一道，亦粗晓得一二。所以要招集我们这样同志，组一应社诗会，讲求吟咏的趣味，琢励诗人的节操。……《赖和全集》第3卷第10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在1939年中日战争爆发，殖民当局推行严厉的皇民化政策的时候，赖和们成立这样的诗社、写出这样的趣意书，足以说明他们不妥协的抵抗意志。
其五是半线俱乐部。据说“半线”是彰化的古地名，若以日语发音，恰与日文的“反战”读音相同。赖和在中日战争期间，与彰化地区的文友组织了这么一个非正式的文学俱乐部，于是，以诗文聚会的“半线俱乐部”，听起来就变成“反战俱乐部”了。这可是犯了日本人的大忌。后人推测，赖和的第二次被捕与此也有关，像他这样的人当然是日本警察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自然会对他采取行动，更何况他在中国台湾文学界及社会政治运动中，均有极大的影响力。
另外，赖和还经常参加小逸堂学友们的唱和，后来还成立了“晋一会”，逢十晋一，做生日。
第二节 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性
有人说：“台人抗争的精神内涵是反对原有秩序受到侵犯，这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从郑成功踏上中国台湾土地的第一天就已开启的传统。”徐宗懋：《中国台湾人论》，（台北）时报出版公司，第27页。正因为如此，中国台湾人素有忠义之风。史传鸦片战争时沿海各省都有汉奸接应英军，惟台人无当汉奸者，当时曾在俘获的英舰上发现五名汉奸，皆广东籍。“此固为中国台湾人的骄傲。由此也不难想见中国台湾人会在割台时如何愤慨！”陈昭瑛：《中国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4月版，第8页。
赖和的家乡彰化，尤其具有抗击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据史家言，乙未割台之役，日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
我由日军占台的经过，发现（原注：以前不知道）中国台湾同胞伟大的抗日战争。李鸿章以全国之师，不过半年多，就以割地赔款结束。中国台湾同胞以一省无援地抗日，使日帝动员全部陆海军，在八卦山会战，结束初期的占领军行动。李鸿章没有打死一个校级军官，中国台湾抗日军却能打死能久亲王和一位少将（原注：前者日人说是“病死”），日军士兵死者无可靠数字。抗日英雄的英勇和慷慨就义，使后代崇敬。郑学稼：《中国台湾抗日的光荣史迹》，转引自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134页。
“帝国主义加诸中国最大的伤害在于中国台湾，中国文学中反映对帝国主义之抗争最为动人的作品也在中国台湾”。（同上。）赖和的文学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小说、散文、新诗前面已经谈到过，无一不是抗争文学的典范。传统诗是赖和的强项，数量特别大，艺术上成就也高，尤其是他的写作目的是“独标劲节，超然自在，不同季世沉沦”，（赖和：《应社招集趣意书》，《赖和全集》第3卷第10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不为发表，所以无所顾忌，最能袒露心声。因此，他的传统诗最能继承明郑以来中国台湾文学的传统，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性特别鲜明。
有人鸡蛋里面挑骨头似的，挑出个别诗句，然后断章取义地抹杀赖和的民族意识。如赖和所参加的古月吟社中，有日本诗友永岛、井边野等，赖和写于1916年的《环翠楼送别》一诗中后半首为：
酒兴诗情老更饶，追随曾与破无聊。
日台差别吟中撤，汝我猜疑饮次消。
肆口未闻清虏骂，阔肩不似国民骄。
钵声此夕敲残后，万里相思入暮潮。
另外，赖和在厦门博爱医院与担任会计工作的高春吉友善，有《送高会计卸职归台》一诗，诗中有“万里悲为客，飘零只此身。忘形同爱酒，列籍自相亲”之句；厦门归来后，另有《感怀》，有“文章声誉吾无分，枉作皇朝盛世民”的感触；1923年4月发表《最新声律启蒙》，其中云：“蕃和汉，北中南。”有人据此四诗得出结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对立关系，赖和不见得非要抗日不可。”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99页。
赖和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盲目地排外，把日本占领者和日本人民混为一谈。他的反抗精神与他与日本友人交往并不矛盾。然而，这种交往是有前提的，就是上引诗中所说：“肆口未闻清虏骂，阔肩不似国民骄。”“清虏”是日本人对中国台湾人的辱骂，“国民”是日本人的自称。这里，两位日本诗友尊重赖和们，彼此和睦相处，日台差别在此时此地消除了。这诗从另一方面看，仍然是抗日精神强烈的作品，“抗”的是压迫、歧视中国台湾人的殖民当局及其爪牙，而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在厦门博爱医院，赖和与会计高春吉、看护妇竹内静江关系好，一定也因为这二人不歧视中国台湾人赖和，平等相待，所以才能“忘形同饮酒”。厦门博爱医院是由中国台湾总督府一手推动下成立的，是其“对岸经营”政策的产物，不太可能吸收大量的大陆人为其员工。赖和的“万里悲为客，飘零只此身”，就不会是置身于异籍的大陆人中间，才觉得与日本人的高“列籍自相亲”。从赖和的诗中也反映出来，在博爱医院，中国台湾人医师并不被重视，仍受到歧视，仍无法发挥其所长。正是在这种背井离乡而又一事无成的苦闷中，同样来自中国台湾而且又不歧视他的高，使他有“自相亲”的感觉。至于后面两首诗，不清楚他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所写，但不能仅仅据此就说他“也不见得非抗日不可”。
赖和有一首诗《阿芙蓉》，被称为是有关鸦片祸害中国并及于中国台湾的史诗，描写鸦片肆虐，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深受其害。因为其中有“畴司民政曰后藤。创成良策世称能。非止渐禁民忘苦，政府财源亦倍增”，被作为肯定殖民者的功绩，“并非盲目抗日”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0页。的证据。笔者认为，即便是肯定殖民政府的某一项政策,也不影响赖和整体的坚决的抗日态度。事实证明，赖和并没有因为殖民政府的某种作为而从此不抗日了。何况，仔细读一读这几句诗，并没读出多少肯定的意思，而是暗含讥讽在内。中国台湾学者许俊雅在《中国台湾写实诗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中，对后藤新平的鸦片渐禁政策，持否定态度，云：“鬻毒戕民，复以刑罚从之。其贼我华族，害我炎孙之阴谋，讵非彰明较着乎？赖和讽讥后藤‘创成良策世称能’，盖斥其野心矣”。林瑞明认为此是“非持平之论”，（同上，第155页。）笔者却认为很有道理。林瑞明对另一种说法倒是倍加称赞：“在此诗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赞美了日本当局主民政者治毒的用心，以及治毒后的政府经济良好的功能。”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中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7页。笔者不明白了，殖民当局的“经济良好的功能”对中国台湾被殖民的人民大众有什么好处吗？值得赖和这样一个抗日志士如此“赞美”？若如此，赖和那些控诉殖民者经济压榨、残酷掠夺导致民不聊生岂不是无稽之谈？其实，稍作分析便很清楚，这里的确揭示殖民当局“治毒的用心”，并不是解民倒悬，而是为了“政府财源亦倍增”的利己目的。当然，如果禁毒成功，客观上对百姓起好的作用也不容否定，然而，
余毒沉沦多黑籍，愚民密吸翻成癖。
或遇侦查破案时，鬼薪株送累千百。
不仅毒没禁住，无辜的人还要遭受株连。
赖和传统诗中，体现反抗异民族统治的民族性的诗句是大量的，这里仅举最有代表性的几例：
剥尽膏脂更摘心，身虽苦痛敢呻吟。
忍饥粜米甘完税，身病惊寒尚典衾。
终岁何曾离水火，以时未许入山林。
艰难幸有天怜悯，好雨兴苗滴滴金。
——《吾民》
这是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统治者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无情地刮尽民脂民膏，而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连呻吟一声都不能。赖和自己也没有救民于水火的能力，只能祈祷上天怜悯，“好雨兴苗”，让农民收成好一些。中国台湾人民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是日本殖民者残酷的压榨、掠夺所造成的。这里有阶级矛盾、有统治当局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但最主要的是民族矛盾——异民族侵略本土，对本土殖民，本土人民沦为贱民、“牛马”、奴隶。中国台湾人民争公义、争自由、争平等、争尊严的对象，就是日本殖民者，民族主义的抗日斗争和争自由平等的抗日斗争是一体的。如果说，“赖和的彻底‘抗日’，绝不是死抱着中国传统汉族的‘民族主义’的沙文思想，而是来自于诗人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来自于仁者不忍见中国台湾同胞沦为‘马牛’的生活，而产生为群民争公义，争自由，争平等，争尊严的崇高情操”，（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中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8—29页。）那么，“死抱着中国传统汉族的‘民族主义’的沙文思想”的抗日，又是什么呢？内容为何？怎样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先例？有不为救民，不争公义、自由、平等、尊严的抗日吗？如果真有此种“抗日”，那么，首要的前提是日本帝国主义用公义、自由、平等、尊严对待了中国台湾人民，让中国台湾人民过上美满生活，这可能吗？抽掉了赖和抗日精神的民族性，不是一种误解,而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完全是出于分裂国家的阴谋，言下之意是赖和与他们一样，认为中国台湾谁来统治都行，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可惜遗憾得很，这不是赖和的思想，日本人也没给这些向其暗送秋波之人证实他们的谬论的机会。
世间万事皆萦心，悲哀欢乐递相侵。
生者劳劳死寂灭，豪门酒肉贫民血。
愚民处苦久遂忘，纷纷触眼皆堪伤。
仰事俯畜皆不足，沦作马牛膺奇辱。
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
弱肉久矣恣强食，致使两间平等失。
正义由来本可凭，乾坤旋转愧未能。
眼前救死无长策，悲歌欲把头颅掷。
头颅换得自由身，始是人间一个人。
生平外此无他愿，且自添衣更加饭。
天道还形自有时，留此双睛一看之。
…………
——《饮酒》
这里的民族意识非常鲜明。“沦作马牛膺奇辱”是与“我生不幸为俘囚”紧紧连在一起的，“我”明显不是指个人而是指民族——我们不幸成了俘囚，并非是别的种族优于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早已成为“弱肉”，只能任人家“强食”，致使两个民族之间失掉了平等。争取正义、自由，都是针对“俘囚”而言。为了这个目标，诗人甘愿抛却自己的头颅，“生平外此无他愿”，可悲的是眼前没有什么拯救民族、人民的好办法，但相信“天道还形自有时”——天道一定会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里就含有“复国”之意了。由这里再看赖和自由、平等、民权观念，就很清楚了，全部是与他的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意志融合为一的，根本不可剥离。
满腔碧血吾无吝，付与人间换自由。
短鬓渐疏终不悔，南冠对泣总堪羞。
劝君更尽一杯酒，何物堪消万古愁。
徒作哀吟闲过日，寸心未死肯教休。
——《李君兆蕙同黄张二君过访因留住劝之以酒书此言志》
“南冠”典出《左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后世把南冠作为羁囚或远使的代称。赖和此时并无入狱，更非出使，显而易见是把沦入异民族的统治比作系狱，付出满腔碧血换取自由，正是从这个牢狱中解放自己和自己的人民。
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不再一一例举。总之，赖和的传统诗充分显示了，民族性是赖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事实俱在，不容抹杀。
第三节 传统诗中的家国观念辨析
赖和的传统诗创作，数量既大，质量也高。这得益于他自小所受的私塾教育，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台湾岛上浓郁的传统诗创作氛围。因为以被殖民者的身份写中国传统诗，正是一种文化抵抗的姿态。赖和也以传统诗来维系民族精神，寄情言志，绝大多数不为发表，因此最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这方面大作文章，抽掉作品的历史背景，篡改作者的创作意图，单从个别诗句上去曲解诗，误导读者。例如赖和有两首诗被他们作为主张中国台湾“共和独立”的旗帜，其一为《读林子瑾黄虎旗诗》：
黄虎旗，此何时？闲挂壁上网蛛丝；
弹痕战血空陆离，不是盛名后难继。
子孙蛰伏良堪悲，三十年间噤不语；
忘有共和独立时，先民走险空流血。
后人吊古徒有诗，黄龙破碎亦已久；
风云变幻哪得知，仰首向天发长叹。
堂堂日没西山陲。
其二为《读中国台湾通史十首之一》：
旗中黄虎尚如生，国建共和怎不成；
天限中国台湾难独立，古今历历证分明。
后来，作者又将这首诗改为：
旗中黄虎尚如生，国建共和怎不成；
天与中国台湾原独立，我疑记载欠分明。
有人说这是赖和中国台湾主体意识深刻化的例证，还有人说：“赖和在政治思想上是主张中国台湾‘独立’的，而其国体则是‘中国台湾民主国’。这是赖和当年的睿见，因为惟有中国台湾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台湾的人民才能自己当主人，而不再沦为他人的统治。”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中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