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未映先火”，现实主义“触底”，中国电影的“新丰碑”，这是《我不是药神》上映以来，较多溢美之辞中较为样板的几个。在主动公关和被动公关下，我还是被这股“热议洪流”强势推进影院。不得不承认，在烂片如潮的影视图景里，“口碑”着实是一味“好药”。毕竟，吃下去就能生效，并且能还能涣散出同样的“余味”，也算是这个时代的一种“万幸”。
就“药神”本身的“写实张力”和“艺术表现”，在落座影院之前，很多人就清楚，它不会超限，更不会打破多数人对“现实主义”的想象。于此，就多数人而言，“药神”本身的意义，只是对于现实处境的“再次确认”。而这“确认本身”却又包含着太多无奈，涉及人性的蜕变、家庭的残酷、社会的向前。
无论怎样，人们还是希望世界更好，人性更美，这是所有人的“共识”，也是“热议驱动”的主要力量。我相信，所有的“溢美”和“批判”都来自个体本心的映照，而非就电影本身的喜好之见，当所有人都在是非“药神”的时候，“热议驱动”的力量就显得更加真切，而这比电影本身的突破或许更有“现实意义”。所以，我们更需要厘清这种“热议驱动”背后的真正能量是什么，以此完成对“药神”的全面认知。
“热议驱动”一：“药神”之外，生活本身从来都残酷。
对于“药神”程勇的蜕变过程，如若说是对抗现实，不如说是他自己的一次“自我净化”。“药神”之外，更残酷的是生活本身，他想过的更好，留住孩子的抚养权。可在现实的壁垒里，他却只能靠贩卖保健品勉强维持生计。甚至，在面对前妻的时候，都不能好好说话，商议家庭的变局。而这些场景对于更多人来讲，似乎就是惯常的生活。
相信，在“人性救赎”的路上，每一个人都亏欠自己太多。人的“自私”是缺乏爱的极端表现，所以才会给出较为异常的“反向补偿”。可这种“异常补给”要想治愈，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别人，成就他（她）者。而作为从生活底层攀升上去的程勇，所有的作为都是在为“自我救赎”服务，而非人们放大的“药神”光环。所以，我不是“药神”，没毛病。
而这些细节，反映在普通观众身上，似乎都是一种“映射”。每一个人都有对生活的注解，可每一个人还是疑问满腹，生活的不确切带来很多惊喜或惊诧，有的人活在救赎的路上，有的人却终将被生活碾压的“面目全非”，而这种现实更直击人心，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药神”程勇。
“热议驱动”二：“爱的坚强”永远敌不过生活维艰。
吕受益最终还是选择自杀，就剧情而言是“因为爱”。可我们很清楚，是因为生活的维艰。“因为爱”他开辟出新生的希望，让程勇去印度走私药品。但因为生活他最终选择结束生命。说到底，所有爱在面对生活本身时，都显得很羸弱，电影里即便表现的够温婉，但我们还是能从影院观众的叹息声里，感受到些许“人情冷暖”。
如吕受益的妻子，在现实世界里到底有几何，我们不好下结论。但是，我们可触及的生活中，一些家庭之中，因“暂时的生活变局”，就时不时的出现“老婆跑路”的情况，“老公出轨”的情况，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热议驱动”三：所有人都渴望救世主，可“心穷”这种病是绝症。
国内的观众有个特点，在评价电影上，永远是以结果为导向。人们只看到“病友的痛苦”，只同情“病友的无奈”，却很少有人反思某些病友的“自私”。从审美角度来看，最后“药神”程勇在囚车里向外凝视时，成千上万的病友在送行，堪称“悲情美学”的绝唱，可我更愿意相信，那所有的面目和嘴脸都是一种应景的共鸣，而非发至内心的不舍。
如若那些病友真的考虑“药神”程勇的处境，就不会让他自掏腰包，铤而走险的持续走私搞药，所有的人头汹涌，除却为医治自己身体的疾患，在精神的世界里，或许依旧穷困潦倒。每个人都希望出现“救世主”，但他们却只为自己活的更好。
这一点，在最初程勇和吕受益四处推药时，就能看出来。那种不信任和希望价格更低的贪婪，让人感到一种可悲和绝望。所以，就算药价真的降下来，很多人可以勉强维持生命，但“心穷”这种绝症，或许真的没得救。
“热议驱动”四：不讲情面的时代，彭浩的舍身取义很扎心。
对于彭浩（黄毛）而言，属于失意不失义的典型代表，这类人在我们所处的生活中比较少，但也活的很辛苦。他（她）们所有的眼泪都往肚子里流，却将微笑和坦然朝向他（她）人。他（她）们忍受过世俗的维艰，却从来不显得的市井流俗。
正如彭浩（黄毛）对自己的卑微解读“一只流浪的野狗”，他或许最灿烂的时光就是遇见“主人”程勇，他们亦友亦父，在救赎自己的路上，最终汇入人性之光，让电影走向高潮。他笨拙而自由的开着皮卡横冲直撞，那又是多少乡村追梦少年，在大城市里的微光之影。而他在“黄毛”与“光头”之间，不免驱动出很多人深藏多年的赤子之情。
“热议驱动”五：溢美之辞里的“现实主义触底”是个伪命题。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多数国人，只要“给点好”就觉得“非常好”，就像一个小伙子饥渴太久，给个充气娃娃都能玩虚脱。但我想说的是，大兄弟（大妹子）这可都是表象。就像所有人都觉得，“药神”触底现实，就真的现实吹弹可破了。
可实际上，对于“现实的触底”，让电影当炮灰这种逻辑，本身就是病态的。我们所处的生活中，很多时候都可以触底现实，只是绝大多数时候，没人愿意去触底，都像“药神”中的病友一样向外观望，等待“药神”来救赎。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电影所能呈现的永远不会是当下，只能是像“史官”一样复盘和整理过去的现象，而历史本身更倾向于利弊之见，所以就算再怎么“触底”，也只是一种预设的“触底”，而非是所期待的“触底”，这种“可预见”的图景，某种程度上，成为电影谈资化的一种推动和挑拨，而这也为电影本身的生命，注入更多活力。
所以，就“药神”来讲，“触底不触底”或许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个体，在一个社会中该有怎样的人设，靠“药”只能维持肉体的存在，但要是“内心已死”，“再好的药”也都是徒劳的。因为，我分明听到，从影院一出，就有很多人强调“中国式逻辑”。这种情境下，我们又何必强求影片必须“触底”，必须批评我们所认为的现实主义弊病呢？
